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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与科学

钱学森先生走了,其丰功伟绩,国人永记。

钱学森先生作为世界著名的杰出科学家,首先,他是一位科学巨匠,对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从而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同时,他又是一位科学巨星,在科学、技术、工程乃至哲学、经济、社会等科学交叉领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从而被称为高瞻远瞩、纵横驰骋、涉猎广博、洞察纤毫、思想深邃的战略科学家。

科学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在中国的诞生和发展与钱学森先生的贡献是分不开的。钱学森先生是我国科学学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和科学学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早期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我国关于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的讨论和制定,以及关于科学技术论、科学政策理论研究的逐步展开,刚刚回国不久的钱学森先生便陆续发表了《论技术科学》(1957年)、《技术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1957年)、《技术科学的研究能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吗?》(1958年)、《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工作》(1963年)、《大规模的科学实验》(1964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对科学的历史发展、科学的性质和特点、科学方法论、科学与哲学关系、科学技术组织管理、作为社会实践的科学实验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当时,在中国虽然尚未确定和使用“科学学”名称,但钱学森先生发表的上述论文及其探讨的问题,从题目到内容,显然都与现在看来属于科学学领域的研究范畴相关,理应成为我国早期科学学研究的重要标志和组成部分。

“科学的科学”

1977年9月,在党中央关于召开科学大会通知的鼓舞下,我国开始出现一个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在科学的春天即将来临之际,许多科学家和科技界领军人物对发展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相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金秋十月,钱学森先生连续两天在中共中央党校作了《关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报告。12月9日,这篇报告以《现代科学技术》为题发表在《人民日报》,立即受到我国科技界、理论界和社会的关注。钱学森先生认为:“当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高度综合而又有从基础到应用的严密结构的体系,就应该有一门代替消亡了的自然哲学的学问,它专门研究科学技术体系的组织结构,研究体系的逻辑性和严谨性、研究科学技术与哲学的联系等。这也可以称为‘科学的科学’。这门学问在以前不会有,因为自然科学没有形成体系,当然也不会有研究体系的学问。”这一见解,特别引起了人们的热议。

以钱学森先生发表的《现代科学技术》一文为契机,我国一些从事科学理论、科学政策、科学管理和科技情报研究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开始探讨这方面的问题,积极引进和介绍国外有关文献资料,并且根据中国语言习惯,约定俗成地把“科学的科学”通称为“科学学”,从而确定了这门学科在我国正式使用的名称,并且由此开始,科学学在我国终于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展开研究。

学科奠基之作

1979年至1980年,钱学森先生以“科学学”为题,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文章,集中阐述了科学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性质、特点和分支领域等问题,为科学学学科的创立、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广阔的理论基础。

1979年1月,钱学森先生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题为《科学学、科学技术体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科学学”名称并将科学学与科学技术体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联系在一起进行探讨,这可谓是他研究科学学问题的首篇奠基之作。钱学森先生在该文中认为:“科学技术研究的组织管理是一门系统工程,称为科研系统工程”,而“科学学是科研系统工程的一个主要基础,是科学,不属技术”;科学学“是把科学技术的研究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个方面来考察,研究和总结其运动变化的规律”;因此,“科学学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去创建一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不是现成的”,创建的艰巨性“决不亚于马克思当年研究政冶经济学”。

1979年秋,钱学森先生应《科学管理》杂志之约,在其试刊号上发表了题为《关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的问题》一文;1980年经作者增补后,此文正式发表于《科学管理》杂志的创刊号。它与前文《科学学、科学技术体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可算是姊妹篇,同为科学学学科的奠基之作。此文进一步阐述了科学学研究的对象、性质以及研究内容和组成部分等问题。钱学森先生认为,与科研系统工程不同,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科学学是研究科学技术活动的一门社会科学”;科学学应该包括“社会科学的研究活动”,“科学学不能只是自然科学的科学学,科学学也是社会科学的科学学,而且也是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以及哲学的科学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科学技术体系学、科学能力学、政冶科学学”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或三个分支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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