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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枢元:愧对王元化先生

12年前的今天,王元化先生在度过88个春秋之后离开了我们,或许他现在已经生活在茫茫宇宙的某一个星球上。我对先生始终怀有一份深深的愧疚,希望重新发布这篇往昔撰写的旧文,略表我对他绵绵无尽的思念。

——鲁枢元2020年5月9日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了钱谷融先生的书信集:《闲斋书简》,印刷精美典雅的一大册。书中,钱先生在给我的信件中,竟有23次讲到王元化先生。重读这些信件,我又再度沐浴在过往岁月的春风雨露中。

我第一次见到王元化先生,便是通过钱谷融先生,那是1982年的春天,在广州越秀山下艺苑举办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三届年会上。那时,越秀山绿得苍翠欲滴,广州似乎满城都在飞花。会上一位位往常仅只在报刊上见到过名字的人物:孔罗荪、黄药眠、徐中玉、王西彦、蒋孔阳、黄秋耘……都如同神仙般降临到面前。那时的学术会,与会者要受到尊重只能靠自己的道德学问,会上关心的也只有学术,远比现在的学术会议单纯得多、干净得多。其时,我刚由郑州铁路师范学校调进郑州大学,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这是第一次,整个一副懵懵懂懂的模样。因为在这之前钱先生曾到河南讲学,我已经见过他,会议中途休息时,便捧上自己写下的一篇文章——《论文学艺术家的情绪记忆》,请他指教。钱先生却对我说:“隔壁房间住了一位大理论家,比我有学问,我带你去请他指导一下。”

这位“隔壁的大理论家”,就是王元化,清癯的身材,白皙的面孔,金丝框眼镜后面一双闪烁着异样神采的眼睛。王元化先生仅只扫了一眼文章的标题,便告诉我:“情绪记忆”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理论体系中的重要话题,很值得深入探究。我一下子惊呆了:我写这篇文章的起因,的确是因为翻阅了斯坦尼的书,受到了斯坦尼的启示,竟被他轻轻一语道破。

鲁枢元:愧对王元化先生

上世纪90年代,徐中玉(左)、钱谷融(中)、王元化(右)在江苏

文章是复写纸誊印的,而且比较长,有一万多字,隔一天我去取的时候,王元化先生说:“你在做的是文艺创作心理学的研究,希望你能继续做下去。”告别时,王先生送了我一本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橄榄绿布面精装,烫金题签,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初版本。同时他还将会议东道主、暨南大学饶芃子女士赠送他的一套细瓷精雕、玲珑剔透的粤南工夫茶具转送给了我,说是他还要到别的地方去,怕途中打碎了。我当时的心情,用一句贴切的话形容,那就是“受宠若惊”。

王元化先生自己可能不觉得,正是他的一句话,使我明白了自己凭着兴趣写下的一点文字,原来是“文学创作心理学研究”,而他的一本书,更使我触摸到一条以西方学术视野洞察中国古典遗产、以现代学人心性探索传统文脉信息的治学渠道。

从那以后,我每次到上海总是要拜望元化先生。一次在王元化先生家,他和我谈到治学态度,嘱我要系统地读一些基础理论书;要做笔记;要学好英语;要做长久打算,多看、少写、精写,把目标定在“理论家”上。谈话间,他为我寻找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在书架上东翻西找,乃至蹲在地板上,累出一头汗来。无论什么时候想到这一幕,我心头都会涌起一股热流。那时,王元化先生已经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因为我文章中的引文不确、用语不当,他直把电话打到我在宾馆的住室里,一字一句地更正,说文章里切不可留下“硬伤”。

从那时起,三年过后,我出版了自己第一部著作:《创作心理研究》。

在钱谷融先生的《闲斋书简》里,80年代初写给我的一些信里多次谈到王元化先生对我的关心。接着便是钱先生代我请王元化先生为我的《创作心理研究》一书写序。在1984年9月20日的来信中,钱谷融先生写道:

王元化先生回沪后……邀我一同去他家便饭,我把你请他作序的事同他讲了。他说他很愿意为你的文集写序,但目前实在不行,主要是事多,没有时间,当然也有些不便。他叫我多向你致意,说待到你的集子再版时,他一定给你补写一篇序文。

后来,为此书写序的苦差事,就不容推脱地赖在了钱谷融先生身上。

从《闲斋书简》看,到了我的第二本书《文艺心理阐释》出版之际,我认定王元化先生欠我一篇序文,就又向他催讨起“旧账”来。实际上,在背后煽风点火的,还有上海文艺出版社负责该书出版的高国平先生、张辽民女士。从钱先生1987年4月6日写给我的信中,可以看到我当时催讨的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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